同時，因為我們是一個團隊，就把這個研究和教書育人緊密結合起來，讓所有的研究生，博士生，博士后，青年教師參與其中，我稱之為實戰，實踐。這樣才能夠出真知，才能長真本領，才能有競爭力。因為25年前，我當時作為博士生曾經在人民大會堂聆聽的“十三大”報告輔導報告，回來我們就進行國情研究，才有1988年《生存與發展》的國情報告。如果讓這些學生現在開始參與到這樣一個研究過程中，五年之后，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他們也一定像我這樣的為黨的代表大會出謀劃策，貢獻知識。因此，我們是把實戰和長遠的人力資本投資緊密結合起來，這里就有必要做一個事后評估，對我們這幾本書做點評或者總結了，特別是“十八大”之后，也算是一個學術的評估。

此外，我們專門討論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三條道路，一是老路，二是邪路，三是新路。我們的結論就是要走一條人間正道，因此我們沒有想到在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了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這些精神非常一致的，我們做得非常專業化，大量信息的論證和討論，就這個“老路和“邪路”，什么叫“邪路”？就是走向資本主義道路，我們對蘇聯的解體和東歐巨變做對比和專業分析，這樣更堅定我們走“人間正道”。

在這個研究之中，我們也知道世界銀行啟動了最大的研究項目，他們的團隊有50多人，也包括國務院發展中心的研究人員，我們團隊執筆者只有4人，我們的經費不足2萬元，他們的經費是幾百萬美元，實際上也形成了我們稱之為“知識競爭”。我是2011年6月到了世界銀行，他請我做“2020中國”介紹，我們也做了“2030中國”這方面的研究，做了簡要的介紹，我們雙方又進行了交流。我們回國之后，抓緊寫作，8月8日，我記得非常清楚，把這個書稿給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人民大學出版社在9月底給了我們樣書，我們全部送給中央領導同志。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而后開展的“十八大”前期調查研究，我這兒都有清單了，送給誰，什么機構，跟我們要這本書，我就知道這本書的重要性，就表明它的前瞻性、戰略性、長遠性，它的價值所在就是做到前瞻性，我這里做出清單列出來了，當我參加內部研討的時候，很多機構是人手一冊，我就不覺得驚奇了。這就涉及到我們到底走什么道路，舉什么樣的旗幟破什么樣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