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已成為全國第一個推行“減量”發展的城市——
首都減量發展的新時代創新價值
劉元春 張杰
減量發展是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首都發展模式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創新
第一，首都發展過程中存在的現實問題和作為中國特色大國首都的特殊定位，決定了必須進入減量發展的特定階段。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國家的首都而言，在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出現的一系列“城市病”，既體現了舊有的發展模式和環境資源承載能力之間的突出矛盾，也顯示出城市建設規模和環境資源承載能力之間的突出矛盾，又交織著人口和環境資源承載能力之間的突出矛盾。同時，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國家的大國首都，北京又肩負著建設好偉大社會主義祖國的首都、邁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國首都、國際一流的和諧宜居之都的三重歷史責任。這些多重的發展困局風險以及疊加的多重建設目標，從根本上決定了北京必須徹底轉變發展思路，轉換發展模式，全面實現減量發展導向的自我革新，決定了以減量發展戰略為主要特征的首都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示范和深刻體現。
第二，減量發展是實現中國特色大國首都可持續發展的必經之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解決中國當前經濟發展不充分不平衡的核心手段，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主線，落實到北京層面，北京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要義，就是要牢牢抓住疏解非首都功能這個“牛鼻子”工程，全面推進減量發展戰略。從過去的集聚一切要素資源求增長，到如今的疏解非首都功能要素資源謀高質量發展，北京成為全國第一個推行“減量”發展的城市，減量發展已經成為首都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和追求高質量發展的鮮明特征，減量發展、綠色發展、創新發展，成為實現中國特色大國首都可持續發展的必經之路。“減量”和“發展”是不可分割的有機統一體，減量發展是創新發展、綠色發展、高質量發展和包容性發展的基礎，減量發展的最終落腳點是實施創新驅動和高質量發展，只有通過適度恰當的“減量”，才可以為后續的創新發展、綠色發展、高質量發展和包容性發展，提供堅實的要素資源空間保障，才能在既有的人口、土地和環境等硬約束下實現更大產出比，更有效益、更可持續的增長。
第三，減量發展是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首都發展模式的重大理論探索和實踐創新。需要清醒認識到的是，與發達國家的大國首都以及其他新興大國首都發展模式有著根本性的不同，北京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國家的大國首都，必然有著自身獨特的發展模式。這樣的基本國情，就決定著北京必須立足于自身全面探索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首都發展模式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創新，決定了北京必須主動探索和創新出一條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國家的大國首都發展的新方式、新路徑、新模式。減量發展戰略的提出，涵括和體現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國首都發展模式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創新的基本要義和科學探索精神，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首都的偉大踐行。
必須高度關注和正確把握減量發展中的五對辯證關系
減量發展作為現階段首都可持續發展的總體指導方針，必須時刻正確理解、把握和運用好“減量”和“發展”二者之間的科學辯證關系。當前，針對首都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主要矛盾以及矛盾中的主要方面，概括起來講，就是要深入理解和準確處理以下五對辯證關系。
“前沿”和“后發”的關系。對于首都構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全國科技創新中心的定位，要有清醒的辯證邏輯認知。從“前沿”的內涵來看，就是首都必須瞄準全球科技創新發展的前沿，既要在強化基礎研究，實現前瞻性基礎研究、引領性原創成果重大突破方面，取得全球趕超和相對領先地位，也要在加強國家創新體系建設，強化戰略科技力量等方面，取得全國引領示范效果。從“后發”的要求來看，就是要始終牢記“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并將之運用到建設首都全球有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的具體工作中去，既要在強化應用基礎研究，主動承擔和實施國家重大科技項目，在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顛覆性技術創新等關鍵短板方面，取得決定性的進展和突破，也要在重大創新成果的產業化以及主動發展高精尖產業等方面獲得具體切實成效，將之作為首都經濟新動能的來源，作為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重要支撐。
因此，將減量發展的理念，具體落實到“前沿”和“后發”辯證關系的認知和把握層面，就是要在首都的“三城一區”規劃布局層面有具體的深刻體現，“三城”要始終瞄準全球科技創新的“前沿”以及建設創新型國家中的關鍵短板，而“一區”和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等，要通過著力發展與首都城市戰略定位相適應的高精尖產業體系和現代化經濟體系，依靠打造創新和產業深度融合發展的示范區，促進首都創新驅動發展的率先落實，促進首都高質量發展模式的率先轉變。
“中心”和“外圍”的關系。當前，首都發展必須牢牢把握的最大市情是，經濟不充分不平衡的問題和風險尤為突出，一個集中表現就是中心城區和平原地區、邊遠山區之間人均GDP的顯著差異。這意味著，現階段中心城區面臨的是舊有發展模式不可持續的根本問題，必須對不符合首都發展定位的要素資源實施減量政策，同時，中心城區還面臨著加快經濟新舊動能轉化和更新發展模式的核心任務，必須在減量過程中實現新舊要素的逐步替代和發展模式的平穩轉換。而平原地區和邊遠山區主要面臨的則是發展不足的問題，特別需要加快實施提高集聚高端要素資源能力、強化公共服務均等化、實現高質量發展和綠色發展的基本任務。
因此，將減量發展的理念，具體落實到首都“中心”和“外圍”的辯證關系的認知和把握層面，就是要在首都全面實施因地制宜的差異化發展策略。一方面，中心城區的經濟發展功能要弱化，而政治中心、國際交往中心以及文化中心的服務功能要得到切實維護和強化，同時，科技創新中心的功能要適當強化；另一方面，平原地區和邊遠山區的高質量經濟發展功能要大力提升和強化，要在打造全球科技創新中心以及構建高精尖產業體系方面成為主力軍。
“有界”和“無界”的關系。實際上，首都發展所設定的“雙控三紅線”，就是設定了當前和今后經濟社會發展的具體邊界。無論是從以資源環境承載力為硬約束，建立人口和建設規模雙控機制的角度，還是從守住人口總量上限、生態控制線和城市開發邊界這三條紅線的角度來看，均體現了首都發展的“有界”思維和發展邏輯。然而，如果僅僅簡單認為“雙控三紅線”會束縛甚至阻礙首都經濟發展的機會和空間，或者將首都發展停留或局限于“有界”強制約束下的發展空間有限甚至不發展的狹隘認識，實質上是對首都發展要義以及減量發展重大戰略的錯誤理解。
需要正確認識到的是，“雙控三紅線”帶來的“有界”約束，并不會束縛或限制類似科技創新、人力資本、金融資源、文化資源、制度資源等這些高端要素的能力發揮，更不會制約或阻礙智能制造、信息經濟、總部經濟等高精尖產業體系的增長空間。這些高端要素以及高精尖產業體系的發展，已經越來越脫離對人口、土地等有形要素的直接依賴，相反，卻越來越依賴于科技創新、人力資本、金融資源等無形要素以及改革開放的市場制度活力，越來越呈現為環境友好型、生態兼容型的新型發展模式。
因此，發展模式的這些根本性變化，決定了首都發展又具有“無界”的本質內涵。這也就意味著，即便在現有的“雙控三紅線”的“有界”約束下，首都全要素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仍然有相當大的提升空間，完全可以依靠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和構筑高質量發展模式，來推動首都經濟的“無界”可持續增長，從而在首都完美實現“有界”和“無界”發展邏輯的有機統一。
“過密”和“過疏”的關系。當前，尤要以科學辯證的態度來看待首都突出的“大城市病”的形成原因，特別要關注首都不同地區間資源要素“過密”和“過疏”分布的重要特點。一方面，首都的“大城市病”在中心城區以及部分平原地區的部分區域表現得相對突出，相對于經濟可持續發展、高質量發展、綠色發展的內在要求，各項要素資源呈現出“過度”集聚效應以及“過密”的特征。另一方面，在大部分平原地區和邊遠山區，各種高端高質量要素資源的“過疏”現象同樣相當突出，這是導致首都不同區域間經濟發展不平衡的主要因素。
因此，將減量發展的理念，具體落實到首都“過密”和“過疏”辯證關系的認知和把握層面，就是要按照不同區域自身的要素稟賦條件和區位優勢特點，在首都不同區域內實施協同性的產業分工體系和差異性的發展定位，不可實行“一刀切”式的疏解整治政策或招商引資政策。
“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關系。2017年首都第三產業占GDP比重已達80.60%，其中，金融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高達16.55%，是首都最大的支柱型產業。但是，如果缺乏科技創新和實體經濟有效支撐，首都金融業將一定程度上面臨增長的“天花板”效應，也容易成為誘發系統性和局部性金融風險的重要因素。因此，將減量發展的理念，具體落實到首都“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辯證關系的認知和把握層面，就是要在強化科技創新能力、加快構建高精尖產業體系的基礎上，推進首都金融結構的轉型升級和現代金融體系的建設。更要在京津冀協同發展的范疇內，謀求現代金融和科技創新、實體經濟、人力資源相融合的可持續發展優勢。通過首都獨特的金融科技和科技金融示范和輻射優勢，引領和推動首都和京津冀區域內科技創新和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協同發展和融合發展，牢牢夯實首都現代金融體系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作者分別為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中國人民大學首都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