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渠哪得清如許？勿忘湖北“小河南”

　　為南水北調源頭丹江口水庫建設跨省搬遷的大柴湖移民往事

移民們靠著肩扛車拉改造大柴湖。湖北大柴湖教育基地提供

丹江口水庫河南淅川移民安置到湖北示意圖。制圖：閆天雷

乘船下湖北大柴湖的河南淅川移民。湖北大柴湖教育基地提供

　　有一年清明，楊俊道領著全家從湖北大柴湖回河南淅川掃墓。那時孫子楊凱還小，楊俊道指著水庫對楊凱說，“咱們家以前住的地方就在水里面，為了建丹江口水庫搬走了，咱們的貢獻是不是很大？”

　　2014年12月12日，南水北調中線一期工程正式通水。楊俊道激動地對已經在北京工作的楊凱說，“我吃的是丹江水，你吃的也是丹江水。”

　　上世紀60年代，4.9萬淅川移民集中搬遷到柴湖，這里也成為全國最大的移民集中安置區。半個世紀過去，這里一直說著河南話、唱的豫劇、吃的面條、喝的胡辣湯，日子還是按著老家河南淅川的規矩。柴湖也因此被稱為湖北的“小河南”

　　“一條扁擔兩個筐，收拾收拾下鐘祥”

　　全坑村的臨時碼頭是亂得不能再亂了。當時18歲的全淅林只記得到處都是人，幾乎所有人都在哭，只有第一次坐船的小孩高興。

　　人們要么坐在卡車上探出身哭著道別，要么在押送家具的船上抹著淚朝岸上揮手。誰也沒時間注意墻壁上刷的“為革命搬遷”標語。1968年初，移民搬遷工作隊進了村，村里的空墻都刷上了這條標語。當時這里還是一片空地，后來水漲上來，成了臨時碼頭。

　　全坑村隸屬于河南淅川縣，當時差兩天就是端午節。母親坐卡車走陸路，全淅林押著刷有自己名字的床板和一口箱子走水路。船上是家家戶戶的家當，石磨、犁耙、水缸、桌椅、箱柜、耕牛，甚至是老壽木......摞得滿滿一船。一些人臨上車前還刨了半袋黃土帶上，一些人甚至挖走了一塊自家院子里鋪的青石板。

　　“一條扁擔兩個筐，收拾收拾下鐘祥。”全淅林回憶，其實沒什么值錢的家當，移民們把能帶走的幾乎都拆了裝上船。

　　兩年前，為了建設丹江口大壩，已經有一萬多名住在海拔130米以下的淅川移民，分兩批南下去了湖北鐘祥縣柴湖。柴湖通稱“大柴湖”。現在輪到海拔147米以下的第三批移民了，共三萬多人。

　　1953年2月19日，毛澤東視察長江，提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把南方的水借給北方一些？”他用手中的鉛筆在地圖上久久地指著丹江口一帶。在這次視察中，毛澤東明確提出了“南水北調”的設想。五年后，在成都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興建丹江口水利樞紐工程的提議被批準。當年9月，丹江口水庫動工。

　　1967年丹江口大壩下閘蓄水。淅川縣是丹江口水庫重點淹沒區。從1966年到1968年，河南、湖北兩省共搬遷38萬人，淅川縣的移民占了20萬人。遷往湖北的淅川移民有7.5萬，其中，2.6萬人分散安置在當時的荊門縣，4.9萬人集中安置在當時的鐘祥縣大柴湖。

　　有一些人任憑移民搬遷工作隊怎么勸都不走，寧愿在岸邊搭個草棚住。

　　原來，早在丹江口水庫建設初期，淅川就有一批兩萬多人的庫區移民遷至青海，但適應不了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好不容易得以返遷的移民，還未站穩腳跟，又聽到搬遷大柴湖的動員通知。

　　“哪里黃土不埋人，你不走等著喂魚啊！”眼看著水沒過了莊稼地、漫到了門檻，漲到了搭的草棚，“釘子戶”們也不得不踏上搬遷的船。

　　船在丹江里走了一夜，轉陸路到襄樊之后，再走漢江水路。在路上的時候，淅川縣雙河村的移民穆文奇不由得開始想象今后的生活。他想既然叫大柴湖，必定是好地方，“柴就是柴火，湖就有大米”。雙河村缺柴，要燒柴必須走上40里路到深山去才砍得到。大米在雙河也是稀罕物，只有過年的時候才舍得用兩斤玉米換來一斤大米，“嘗個新鮮，當肉吃”。

　　三天之后，移民們從鐘祥大同碼頭上了岸。　兩米多高的蘆葦遮天蔽日，到處都是水窩子。從碼頭越往里走越荒涼，腳下沒有路，沒走幾步接待的車就陷進沼澤地里了，喘著粗氣，車輪濺起的泥漿把推車的移民潑成了泥人。

　　咬牙扛下來的移民安置任務

　　全淅林跟著移民們跳下汽車，一腳深一腳淺地蹚著污水，硬著頭皮鉆進蘆葦林，在當地移民接待站干部的引導下找到了自己的屋子。為了方便管理，移民還是按照在淅川的大隊隊別居住，大隊稱謂和干部都沒變。

　　移民安置房就建在剛剛砍過的蘆葦地里，十間一排，矮矮的，就像部隊的營房。全淅林一看，這房子除了四根柱子是磚壘的，其他墻都只是蘆葦稈糊上泥巴。

　　政策規定，每個移民分半間房，每間不足8平方米。當時，小孩多的家庭只能好幾個人擠一張床。帶著豬、羊的人家，沒地方建圈棚，只能白天拴在門外，晚上拴在床頭。

　　移民接待站為每戶人家準備了兩百塊壘灶的磚、三十斤蘆葦柴火、一個藍墨水瓶做的煤油燈和18塊錢的搬遷安置補助。

　　一些來得早的移民嘗試種了小麥，卻沒什么收成。“種下一葫蘆，收不上來半瓢。”全淅林說，蘆葦的根扎得很深，砍了挖了沒多久又拱出地面，把小麥全給蓋住了。

　　那些來得晚的移民沒來得及開荒種糧，1968年10月份搬到大柴湖時，移民楊俊道從老家帶了300斤干紅薯片，剛過完春節就已經吃光了。當年，楊俊道和很多移民一樣只能買國家統銷糧。楊俊道吃了三年的統銷糧。當時每個成人按27斤/月憑證購糧，很多移民拿不出錢，只能先把糧證賣了一半換成錢，再買糧食。

　　為了省點吃，一些移民把糧食磨碎了，本來一份粥的米分成幾份煮，還有一些人只能薅來柳芽和榆錢，和上幾顆糧食蒸著吃。

　　吃水也是問題。大柴湖是個水窩子，卻缺干凈的水。井里打出的水，看著清澈，白毛巾、白衣服一洗就染上一片黃。這水一煮開全是白沫，喝著還有一股難以下咽的腥臭味，連煮水的鍋也結著厚厚一層水垢。一些移民為了喝上干凈的水，去“刮”淺淺的堰塘里的水。

　　其實，大柴湖是咬著牙扛下安置移民任務的。一位移民接待干部回憶，移民安置工作壓力巨大。大柴湖移民接待站的干部甚至買光了周邊磚廠的磚。當時大柴湖實際安置的移民人數遠遠多于搬遷前統計的數量，面對背井離鄉的移民，大柴湖不得不想盡辦法安置。

　　大柴湖移民的問題很快得到了湖北各級領導干部的重視。當時鐘祥縣移民指揮部副指揮員黃益洲索性就駐扎在大柴湖。每次下雨他就拄著木棍蹚著水，組織移民們排水，和移民們一樣滿身泥巴。

　　但是限于財力、限于當時的國情，彼時地方也難以拿出更多的資金來一下子解決大柴湖的問題，只能一邊逐步解決，一邊鼓勵大柴湖移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

　　“大柴湖是要變的。”絕大部分移民還是選擇改造大柴湖，在這里安家。這時候，人們在一些屋子的墻上用石灰漿刷上了“戰天斗地，人定勝天”的標語。

　　“刨掉地里的蘆葦根，治理好天上來的水，好日子就來了”

　　到大柴湖的第二年，移民們開始開荒蘆葦蕩。

　　大柴湖的蘆葦是實心的，又粗又硬。老百姓喊這種蘆葦為“鋼柴”。那時楊俊道每天天不亮就下蘆葦，直到腰都伸不直，胳膊也抬不起來才回家。即使這樣賣力，好幾天他才砍了一小垛。

　　砍“鋼柴”確實累，得一根根地來，還得隨身帶著一塊磨刀石，沒砍幾下就得磨一會刀。一些移民索性搬個小板凳，坐著砍，沒一會板凳就陷進泥里了。那些不小心踩到了留在地面上鋒利堅硬的蘆葦梗的，甚至被戳穿了腳。

　　砍過的蘆葦地，得刨出蘆葦根才能種地。盤根錯節的蘆葦根又深又硬，大鋤頭沒刨多久就成了“鐵和尚”。耕牛也不行，那時候牛瘦也不多，遇到蘆根，三頭牛還拉不動一張犁。

　　最后武漢軍區派出了75匹東方紅拖拉機，可下地沒多久，不少拖拉機就出了問題，不是犁鏵破了，就是后橋斷裂。原來，大柴湖的淤泥里除了蘆葦根之外，還有石頭、樹根，甚至石碑。這些拖拉機也沒轍，再加上白天黑夜連軸轉，免不了出故障。

　　拖拉機在前面開，移民就成群結隊跟著后面撿蘆根。最忙的時候，移民村里甚至大人小孩都去地里彎著腰刨蘆根、撿蘆根，從夏天一直干到寒冬。可即使這樣，第二年一些地里還是又冒出了蘆葦來。楊俊道記得，一直這么干了五年之后，地里的蘆葦才漸漸被“趕走”。

　　楊俊道把麥子種到地里，可依然沒多少收成。“一畝地就只能收幾十斤的麥，哪塊地要有一兩百斤就算是豐收了。”楊俊道分析，“一是當時沒什么肥料，二是大柴湖排水難，經常被淹，看著長得挺好的麥子，其實地下的根都爛了。”

　　1972年5月，楊俊道發愁收成的時候，聽到一個好消息。附近軍馬場的200畝小麥，因為連著陰雨天耽誤了收成發了霉，軍馬場索性放棄了。楊俊道和其他聞訊的移民撿了“便宜”，盡管已經變質，甚至出了芽，移民們還是小心磨成面當成寶。

　　再后來，公社組織移民把旱地改成水田，種植水稻。可沒多久大部分水田又改回了旱地。原來，一方面移民沒有種過水稻，怎么種誰也不知道，當地、氣候的“脾氣”也還沒摸透。另一方面，移民們發現蘆葦地表面一層薄土，底下卻是深深的泥沙，水和肥都留不住。一些地里打好的井也因為成本太高荒廢了。

　　在移民安置的最初幾年，治水和開荒造田一樣，都是頭等大事。治水得兩手抓，一手筑堤防漢江水倒灌，另一只手挖渠排水免得下大雨內澇。

　　1967年，荊州地區調集了京山、天門、荊門、鐘祥和潛江五個縣的數萬名民工與移民一起修筑了一條長達45.4公里的漢江防洪堤，耗費了土石共計6526萬立方米。這些土石足夠填滿4.5個西湖了。這么大的工程全靠移民和民工肩挑背扛板車推。此后每年，移民都在此基礎上不斷加高圍堤。

　　光有圍堤還不夠。有一年，漢江又發洪災，水已經漫到了圍堤邊上，“站在圍堤上就可以洗腳了”，移民們不得不轉移到更高的地方。所幸的是，那次沒有決堤。后來，每個移民村都修建了比防洪堤更高的高臺，供移民躲避洪災，移民也叫它“保命臺”。

　　除了擔心圍堤之外，移民們還得“一人一把鐵鍬，下雨就往外跑”。下雨的時候恰恰是查看地勢高低、水流去向，查找排水渠“腸梗阻”的時機。當時鐵鍬就像每個人吃飯的碗筷一樣必不可少，大柴湖周邊的鐵鍬都賣斷了貨。

　　為了給大柴湖積水找出路，除了數不盡的小溝渠之外，移民們還在大柴湖東西面挖出了兩條22公里長的主干渠，9條總長近百公里的支渠，還修建了兩座排水閘。

　　挖渠排水工程是從1970年開始的，挖了七八年。挖渠排水一年四季都得干，甚至大年初一也不得閑。當時沒有橡膠雨鞋，挖渠得先脫了解放鞋赤腳上。全淅林記得，1972年冬天一場大雪之后，人被凍得直哆嗦。一條趕工期的排水渠挖到一半，溝里除了雪水就是冰碴子。大家都在猶豫下不下的時候，時任大柴湖黨委副書記的宋育英喊了一句：“共產黨員跟我上。”就下到了刺骨的溝里汲水，沒一會她的腿就凍成了“紫蘿卜”。其他人也跟著卷起了褲腿。

　　“刨掉地里的蘆葦根，治理好天上來的水，好日子就來了。”大柴湖移民挖渠筑堤、刨蘆墾荒時，喇叭里的廣播就這樣給移民們“打氣”。經歷了約10余年的“戰荒湖”，原來的蘆葦蕩成了莊稼地，一下雨膝蓋都陷進去的沼澤路也變成了石子路。

　　“要和本地人結婚，差點被拘留了”

　　1976年春節剛過沒多久，移民曹明光就差點被法院拘留了。

　　起訴他的是吳健美的父親。吳健美是他的相好，也是湖北鐘祥本地人，長得漂亮。當時19歲的曹明光模樣也俊，像當時流行電影《偵察兵》男主角王心剛。春節拜年時，兩人在曹明光姨媽家一見鐘情。

　　那時移民過得確實不如當地人。一些當地人瞧不起移民，本地人不愿意和移民處對象。

　　曹明光和吳健美處對象的時候，本地人甚至已經能穿“的確良”衣服了，而大多數移民一年到頭都是一件黑粗布衣服。那件黑粗布衣服原本是解放軍捐給移民的棉服。天熱了，移民就把棉花扒了當單衣，等到天冷了再塞上。

　　曹明光當時連像樣的衣服都沒有，吳健美第一次到他家的時候，他的床頭還拴著豬。年輕剛烈的吳健美沒有嫌棄曹明光，可她父親卻不同意移民當自己的女婿。見攔不住女兒往曹明光家跑，他索性一紙訴狀告曹明光拐賣了吳健美。

　　法院和派出所上門找曹明光的時候，他剛好外出，只留吳健美一人在家。

　　“這不是曹明光的錯，新社會，我看上了他是我愿意的。要抓抓我。”吳健美說。

　　“這是你爸爸告的，你跟我們回去把問題說清楚。”

　　曹明光認定了吳健美，他索性借了一身當時時髦的白上衣、藍褲子和白球鞋，上她家里去。見曹明光的干凈模樣并非印象里移民形象，再加上女兒是鐵了心，吳健美父親最終同意了這門婚事，卻不愿出一分錢嫁妝。

　　曹明光娶吳健美，成為移民娶本地人的第一例。在此之前，除了土地糾紛摩擦外，雙方幾乎不來往，甚至連本地干部也不愿意來大柴湖任職。

　　上世紀80年代當了大柴湖黨委書記的楊俊道說，當時鎮里本來要調來一個本地人當婦女主任，可她一聽說是到大柴湖來，寧愿被開除也不干。原來，她不完全是嫌大柴湖移民窮，也因為聽不懂移民說的河南話、吃不慣移民喝的苞谷粥。

　　曹明光和吳健美成了“名人”。一些本地人和移民開始“效仿”他倆，再遇到阻礙時，有人就說：“曹明光都結婚了，我們怎么就不能呢？”

　　可全淅林說，本地人和移民的融合光靠一兩家結婚不管用。改革開放前，大柴湖本地小學、初中、高中一直都有，當時勞動力也不像現在這樣自由地流動，再加上本地人和移民時不時有摩擦，移民一代和大部分移民二代就在相對封閉的移民社區里學習、工作和生活。以至于大柴湖的高中被撤銷之后，移民三代不得不去鐘祥市里上高中時，才發現自己和本地人說的話并不相同。

　　“這種集中安置的移民搬遷模式，一方面有利于保持移民原本的風俗習慣，另一方面卻不利于移民融入當地的社會中去。”全淅林說，“真正的融合是改革開放之后，移民生活逐漸好轉，和本地人交往變得頻繁之后開始的。”

　　正把“柴湖”變成“財湖”

　　1995年高中畢業之后，移民二代馬強到鐘祥跟著一位老師傅學廚藝。當時一口河南腔的馬強還被一起學藝的本地學徒嘲笑了。等到幾年前，自己的孩子到鐘祥上學時，“幾乎沒有本地人和移民的觀念了，更談不上誰瞧不起誰了。”

　　馬強記得明顯的轉變發生在2000年前后。那時候，移民的蘆葦房變成了磚瓦房，再后來變成了樓房。大柴湖的變化惹得本地人也羨慕：“大柴湖真的不一樣了。”

　　在大柴湖一些移民村里，還保留著一兩間加固過的蘆葦房和一些過渡房。

　　上世紀80年代初，父親馬季洲用泥巴混上麥糠建了2間土偏房。當時，馬強和哥哥姐姐個頭長得快，那間唯一安置房已經住不下了這么多人了。每次一刮風下雨，母親怕偏房塌了，就趕緊喊住他們出來。

　　到了1989年，這幾間泥巴房、蘆葦房換成了紅磚大瓦房。“1982年分產到戶之后，移民們開始發展副業，多種經營。”馬強解釋，“與此同時，哥哥姐姐們也都南下打工，吃飯的少了，掙錢的多了。”

　　1983年，大柴湖黨委書記楊俊道提出“立足八分地，打好翻身戰”的口號。移民從人均八分的地里挖出的第一塊“寶”是麥冬。麥冬喜歡沙地，種植技術也不難，當時每公斤價格在二三十塊錢左右。不少吃螃蟹的移民嘗到了甜頭。

　　移民從地里挖出的第二塊“寶”是蒜薹。大柴湖種出的蒜薹成熟早，產量也高，每到蒜薹上市的季節，山東、河南、陜西、新疆等各地的收購商就涌進大柴湖。一些蒜薹甚至遠銷日本、韓國。

　　一些人不甘心在土里刨食，把家門一鎖，背上被褥外出務工。馬強記得，上世紀90年代初，打工一年能有一萬多塊錢的收入。曾經有一段時間，留在家里的家長們在郵局門前排長隊，等著取外出務工的子女寄來的匯款。

　　改革開放初期，移民外出打工比本地人多得多。”全淅林說，“越窮的地方出去的越多，貧困逼得人沒辦法。”在上海，甚至出現了“小羅城”，羅城是大柴湖一個村。

　　2004年，鐘祥開始給大柴湖“松箍”——組織部分移民自愿搬遷到縣內其他鄉鎮，緩解大柴湖移民人多地少的發展瓶頸。為了讓移民安下心，縣里給每戶移民在新安置地蓋好了瓦房，并承諾給予移民和遷入地居民相同規模的耕地面積。

　　從大柴湖鎮曹寨村的移民曹明虎，遷入冷水鎮董溝村之后，分到了7畝多良田，又承包了當地70多畝耕地，兩年不到就買了夏利小車跑客運，讓許多不敢搬的移民眼饞。

　　2006年，馬強把家里用了幾十年的挑水扁擔和“壓把井”的龍頭收了起來。當年年底，大柴湖新自來水廠正式供水，移民們告別了喝了幾十年卡喉嚨的腥臭地下水，漢江水通到了每家每戶。丹江是漢江的支流。通水的那天，一位70多歲的移民說，壓根沒想到自己還能喝到老家流來的水。

　　2014年1月，湖北荊門大柴湖經濟開發區掛牌成立，成為湖北省最年輕的省級經濟開發區。從那時起，汽車制造及零部件產業園、光電子產業、精品花卉產業逐個在大柴湖安家，移民們在家門口也有不錯的收入。大柴湖逐漸變成“財湖”。

　　“從前窮出了名，很多人不好意思提自己是大柴湖人。現在大柴湖發展得比本地鄉鎮還好，不少人覺得挺自豪。”馬強說。

　　共飲丹江水

　　全淅林的老母親去世前，一直念叨著回淅川老家去瞧一瞧。可當時經濟條件差，交通也不方便，得一路顛簸折騰，怕母親身體吃不消，所以一直沒能成行。

　　上世紀80年代，淅川和大柴湖通了直達的客車，每天只有一趟。當時返鄉探親的移民絡繹不絕。

　　有一回，幾個年輕人背著一個老移民上了這趟客車，一路神色緊張。直到下了客車，司機才發覺老人已經去世了。原來老移民生前唯一的愿望就是回淅川看看，死后把自己埋在淅川的高坡上。

　　盡管搬來大柴湖51年了，楊俊道和許多一代移民一樣，始終認為自己是河南人。現在楊俊道還是只會說河南話，日子也按照河南的過法來。

　　這樣的“河南特色”正在移民二代和三代身上褪色。楊俊道的孫子楊凱（化名）見本地人能說些本地話，在家能說些河南話，在學校說普通話。而在飲食上卻更接近湖北習俗，吃米飯，喝米茶。

　　有一年清明，楊俊道領著全家回了淅川掃墓。那時楊凱還小，楊俊道指著水庫對楊凱說，“咱們家以前住的地方就在水里面，為了建丹江口水庫搬走了，咱們的貢獻是不是很大？”

　　全淅林曾問過在外務工的移民二代認為自己是河南人還是湖北人，很多人說不上來，只說自己是大柴湖人。

　　為了讓移民后代知道“他們從哪里來”，從上世紀末開始，曾任大柴湖文化站站長的全淅林開始有意識地收集移民口述史。2005年，全淅林出版了《移民大柴湖》一書。一位在外打工的移民二代給全淅林發來短信說，“以前甚至不敢承認自己是大柴湖移民。讀了您的文章，才知道心中的陰影是我們不了解歷史造成的。”也有本地老戶看完主動對全淅林說：“是你給我們補了一課，看完我才知道什么是移民。”

　　去年12月，全淅林念叨了好幾年的移民紀念館正式開工。全淅林打算在紀念館的一面墻上寫上“舍家為國，團結奮進”幾個大字。全淅林說，“當初四五萬移民來到這片荒蕪的蘆葦蕩，要是沒有這種精神的話，人早就垮了。”

　　楊凱覺得自己爺爺那一輩人“很有勇氣”。他也問過楊俊道，當初從老家搬過來后不后悔。楊俊道說，南水北調是國家需要，現在大柴湖建設得也挺好。

　　2014年12月12日，南水北調中線一期工程正式通水。河南淅川正是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核心水源地和渠首所在地，既是“大水缸”，也是“水龍頭”。當時，楊凱已經在北京一家醫院工作了。楊俊道激動地對他說，“我吃的是丹江水，你吃的也是丹江水，咱們吃的還是河南水。”（記者張典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