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常態(tài)化，高校“相對封閉管理”仍非常必要

　　——專訪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書記、市教委新聞發(fā)言人李奕

　　記者：新學期，北京迎來大學生返校，這對高校防疫提出哪些要求？

　　李奕：今年秋季開學，北京預計將迎來約93萬大學生返校，其中有63萬是京外的學生。面對如此大規(guī)模的人員流動，在疫情防控常態(tài)化、全面恢復教育教學秩序的背景下，開學后的高校管理和防疫工作無疑面臨巨大壓力。

　　北京市教育兩委在暑期經(jīng)過認真思考和研判，提出了開學后高校管理的幾項要求，比如堅持校園相對封閉管理，學校的單元管理，重點環(huán)境的消殺，包括北京的校園內仍然要戴口罩等管理措施。

　　客觀來說，這些舉措的確會改變學生在校學習生活方式，給學生帶來一些不便。以“單元管理”的舉措為例，我們提出了幾個“限”——限流量、限規(guī)模、限方式。比如：洗澡要限流排隊，吃飯要保持間距，上圖書館要錯峰隔位，文藝會演、開學典禮、學術講座等校園活動人數(shù)被嚴格限制……這些規(guī)定短期內會讓學生覺得不適應，但這需要一個逐步適應和調整的過程。

　　記者：自7月20日北京重大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應急響應級別下調至三級以來，疫情防控整體形勢向好。實施這一系列相對嚴格的管理措施，必要性在哪里？

　　李奕：我們的答案是：非常有必要。主要考慮到以下幾方面。

　　首先是教育系統(tǒng)的特殊性。教育系統(tǒng)跟社會其他部門不一樣，是廣大青年學生較長時間聚集活動的特殊場所。

　　其次是高校的特殊性。相比中小學和幼兒園，高校人員密集程度更高：幾個人一間宿舍，幾十人一個班，上千人共用食堂，宿舍一層樓共用一個水房和浴室……一旦校內出現(xiàn)病例，極有可能出現(xiàn)暴發(fā)性疫情。在高校中實行單元管理的目的，就是一旦出現(xiàn)問題，可以最快地溯源和確定風險范圍，把對師生健康的影響降到最小。

　　再次是環(huán)境的特殊性。秋冬季北京氣候變化大，感冒、流感、諾如病毒等流行病多發(fā)，更需要采取相對嚴格的防疫措施。考慮到這一點，雖然《高等學校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術方案（更新版）》中明確師生在校園內可以不戴口罩，但我們依據(jù)北京秋冬氣候條件、傳染病易發(fā)等現(xiàn)實情況，要求北京高校師生在校園內繼續(xù)戴口罩，這也是對師生健康安全負責任的體現(xiàn)，也得到了教育部的認同和支持。

　　上述的管理措施既不是脫離實際的，也不是形式主義，更不是為了簡單的脫責，而正是一種負責任的設計的體現(xiàn)。

　　記者：據(jù)媒體報道和學生反映，部分高校在開學后對校園管理過于嚴格，導致“相對封閉管理”變成“全封閉”，“非必要不出校”變成“出校難”。“相對封閉管理”如何理解？

　　李奕：事實上，我們說的相對封閉管理，包含兩層意思。一方面，要嚴把校門關，無關人員禁止入校，任何人進入校園都應當嚴格落實身份核驗登記和體溫檢測。另一方面，倡導“非必要不出校”，但對于確有需要的，可以申請出校，學校要通過信息化等手段，簡化學生出校的申請審批程序，指導學生做好個人防護。

　　記者：當前社會輿論對于“嚴把校門關”基本達成了共識，目前矛盾的焦點主要出在“非必要不出校”上。其中最困擾大家的問題就是，到底哪些出校門的要求為“必要”，哪些為“非必要”？標準由誰來界定？

　　李奕：要得到以上問題的答案，我們首先就要理解提出“非必要不出校”這一舉措的目的和背景。

　　一方面，要理解提出“非必要不出校”的根本目的，并不是為了限制師生出入，實際上是為了明確每個離校人員的行動路徑和接觸對象，以實現(xiàn)出現(xiàn)異常情況第一時間篩查、追溯。這其實是“單元管理”模式的一種延伸。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當前我們的防疫工作，已從疫情防控阻擊戰(zhàn)的“戰(zhàn)時狀態(tài)”過渡到了疫情防控的“常態(tài)化狀態(tài)”。在這種常態(tài)化背景下，社會治理的特點是強調個人發(fā)揮自我的防控意識和承擔對社會的防疫責任。

　　因此，現(xiàn)階段高校的治理理念和管理方式，也應從“戰(zhàn)時狀態(tài)”下主要靠行政指令，慢慢轉變到多方溝通協(xié)作、激發(fā)每個人的主動性上來。

　　哪些情況出校算“必要”，哪些算“不必要”，高校不應通過制定“一刀切”的標準來對學生做出要求，而要通過和學生積極溝通，讓學生充分認識到實行“非必要不出校”的根本目的和必要性，引導每一個學生自己做出符合現(xiàn)階段防疫要求的判斷。

　　記者：高校應該如何引導學生正確理解“非必要不出校”？具體怎么操作？

　　李奕：學校應引導學生認識到，當前學校的主要任務是恢復正常的教育教學秩序，作為學生，在疫情風險仍未完全解除的當下，應將主要精力聚焦在學習、研究上，有一些外出娛樂、旅游、健身活動的安排，可以做一些適當?shù)膲嚎s和調整。

　　舉例來說，現(xiàn)階段大家普遍認為“必要”的事，主要有教育教學、科研、就業(yè)、校際之間的學術交流，還有生活當中必須做的一些事，比如生病去醫(yī)院等。具體到每個學生，“必要”與“非必要”的情況可能存在差異，這就需要學生結合自身情況和學校安排，作出理性判斷。

　　在這方面，目前已有一些高校做出了良好的示范。例如清華大學目前實行的就是備案制，學生離校，只需在在線系統(tǒng)中提前報告出校事由、出行軌跡、進出校時間等相關信息，提前報備后，無須審批即可進出校園。這樣做看似缺少對學生的約束，但通過給予學生一定的自主權，激發(fā)每個人做好防疫的自覺，最終反而能將防疫舉措落到實處。

　　記者：近期，部分高校在校園防疫中的一些做法，引發(fā)了部分學生的議論。應該如何解決？

　　李奕：截至9月6日，北京返校大學生已有41.8萬多人。從目前學校反饋的情況看，大部分學校運行秩序還是井然的，并且大部分學生都很自覺地戴上了口罩。

　　在疫情防控常態(tài)化的背景下，長期堅持和新冠病毒的斗爭是需要多方共建共享共治的。這個多方，除了高校管理層，還包括學生、教職員工以及其他外來入校人員。大家齊心協(xié)力，來確保高校各項防疫舉措落到實處。

　　當前，高校在實際管理中暴露出的一些問題，以及學生對高校管理的一些抱怨，大都是由于沒有處理好這幾方的關系造成的。要實現(xiàn)多方共建共享共治，就必須理順這幾方的關系。

　　記者：一些學生抱怨，回到學校后自己的行程在輔導員、導師那里成了“公開的秘密”，感覺沒有了個人隱私。還有的同學因為進門掃碼、測溫和工作人員起了爭執(zhí)。這些情況該如何處理？

　　李奕：高校要處理好學生和教職員工、學校的關系。

　　一方面是處理好學生和輔導員、導師的關系。在疫情防控常態(tài)化的背景下，輔導員、導師有必要了解每個學生的活動范圍和規(guī)律。對于這一點，學生要充分理解，這并不是要侵犯個人隱私，而是要對可能存在的風險提前做好準備。此外，學校實行單元管理，也會對學生的活動范圍和時間做出一些限制，比如不能大規(guī)模串班，盡量避免和其他院系同學有太多接觸等。輔導員和導師要將這些防疫要求準確地解釋和傳達給學生，學生也要盡可能配合落實。

　　在學校里，同學們進校門、食堂、宿舍、實驗室等不同場所，可能都要不停地掃碼測溫。要引導同學們主動配合相關工作人員，出現(xiàn)問題要心平氣和地溝通，避免爭吵。如果遇到問題需要聯(lián)系老師、學校，也要暢通相關溝通渠道，確保學生的意見得到傳達。

　　記者：一些學生反映，為什么學校對學生提“非必要不出校”，但對老師職工沒有這方面的要求。如何看待？

　　李奕：這需要高校處理好對學生管理和對教職員工管理之間的關系。

　　在大部分情況下，對學生和老師、職工的防疫管理應該實行統(tǒng)一的標準，而不是說老師、職工可以完全自由出入，學生就要嚴格管理、“一刀切”不讓出去。對老師、職工也應該提倡“兩點一線”，非必要的聚會和活動不參加，盡量跟對學生的管理要求靠近。但是大部分老師職工住在校外，決定了在管理上沒法和學生完全一致。這里就需要通過多方溝通，取得相互的理解。

　　記者：當前部分學校提出“十一假期”不放假、不許出校門。“十一假期”學生到底能否出校？從境外返京的師生，在校園防疫方面又該遵守什么安排？

　　李奕：當前，總體上跨省的交流和社會生活都逐漸恢復。學校在具體防疫措施上可以相對嚴格一點，但是總體上管理要求要跟社會的管理要求節(jié)奏一致。高校要處理好學校管理和整個社會防疫管理措施之間的關系。

　　“十一假期”是一個相對長的法定節(jié)假日，學校不能把它當成一次停課再復課的過程，管理上應當和普通的周六日假期一樣對待。具體到這個假期學生出校如何管理、出京怎么進行健康監(jiān)測和落實防疫要求等問題，學校在制定方案時，應當參考社會整體的防疫要求，做出合理安排。

　　另外，隨著疫情防控形勢向好，國際航班可以直航北京，境外返京的師生數(shù)量也會增加。學校也要按照國家和北京市對待境外回京人員的要求，處理好對這部分師生的防疫與健康監(jiān)測工作。

　　在疫情防控常態(tài)化背景下，各個高校應當結合本學校和所在地的特點，合理設定防疫的措施和要求，在切實落實“四方責任”的基礎上，通過多方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發(fā)揮每個人在防疫方面的主觀能動性和自覺性。

　　我們希望通過多方共建共治共享，讓一些防疫舉措和意識，比如在校內戴口罩、排隊時一米間距，包括學校在組織大型集體活動時的防疫意識，能慢慢成為大家的習慣。即便以后沒有硬性要求，大家也能自覺實行，這是我們期望達到的理想狀態(tà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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